唐納德•特朗普贏得美國總統大選成為世人矚目焦點。特朗普上任後是否會兌現他在競選期間屢次聲稱的——退出奧巴馬在任期最後簽署的《巴黎協定》？中美氣候合作未來向何處走？綠色低碳智庫夥伴專家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

 

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中心主任李俊峰

 

《巴黎協定》的要義就是“自主貢獻”。不論是誰當總統美國人都不會做什麼。雖然《巴黎協定》中有條款規定，在協定生效的前三年內中任何締約國都不能退出《巴黎協定》，這一機制確保了國際協議避免朝令夕改的命運，且在預防美國國內政治擾亂國際秩序方面有顯著作用，但是《巴黎協定》難以避免名存實亡的結局。也就是類似於《京都議定書》生效後，中國和歐盟成為履約主體，死拉硬拽美國的局面會重演。不過我判斷美國人不會撒手的，只是加碼的手段而已，為了拉住美國繼續留在應對氣候變化這條船上。歐盟要更賣力，美國也會要求中國做出更多的承諾！

 

此前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中心國際部主任柴麒敏在《瞭望》撰文詳細分析特朗普當選對《巴黎協定》實施的影響。

 

特朗普是“氣候陰謀論”的支持者，他認為氣候變化是一個“騙局”，要取消奧巴馬的“氣候行動計劃”並退出《巴黎協定》；他倡導重新開始煤炭採掘，取消導致煤電站報廢的環境規章和標準，重振石油和天然氣離岸開採。特朗普在競選期間的表態顯示其對華問題立場強硬，某種程度上給未來中美氣候合作帶來不確定性。

 

特朗普已多次宣稱要退出《巴黎協定》，他可以通過國內立法在實質上廢除《巴黎協定》對美國的約束力，也可以通過協定規定的程序退出巴黎協定。在美國，國際法和國內法在二元體系下運行，國際法在國內法律秩序下本身無效，除非借助憲法規則賦予其實施的效力。美國加入《巴黎協定》未經過國會批准，因此，若特朗普任內通過與《巴黎協定》規定相衝突的法律法規，根據國內法優於國際法的原則，美國就無法履行《巴黎協定》而實質上退出了該國際協議。特朗普也可通過向保存人提交申請完成退出協定的程序。《巴黎協定》第28條規定，協定生效三年後締約方可以申請退出，締約方可最早於保存人收到退出申請一年後正式退出協定。

 

今天的選舉結果出來更加印證了柴麒敏的判斷：

 

總之歷史很可能重演了，里程碑要歪了。這次共和黨除總統外在議會選舉中也獲得勝利，空缺的最高法大法官也將由新任總統提名，隨著後續政府人事更迭，美國國內立法、行政、司法在能源和氣候政策上都面臨倒退的風險，當然市場和企業、地方和民眾關於低碳轉型本身已經形成了一些動力，但未來推進的節奏卻是讓人擔憂。

 

總結過往美國氣候領域內政外交的行為邏輯，不管是民主黨政府還是共和黨政府，至少有四方面跡象可循：（1）存在國內政治勢力和決策模式的“均衡性”；（2）主張國內氣候和經濟政策的“斂和性”；（3）注重國際進程的“主導性”；以及（4）採取行動方式的“多樣性”。因此，完全採取顛覆性政策和立場的可能性也不會太大，對於中美既有的戰略對話、工作小組、城市峰會等機制都還在，真正的影響可以觀察一段時間再做定論。

 

特朗普在9月24日任命了Myron Ebell來領導美國環保署的過渡準備方案，他是保守派智庫“ CompetitiveEnterprise Institute ”的能源和環境政策總監。崑山杜克大學環境研究中心張俊傑教授評論到：

 

他是知名的氣候變化懷疑論者。他有時否認氣候變化，或否認氣候變化是人為的，或主張適應而不是減緩，或認為氣候變化是有益的。美國環境和氣候變化界的精英對特朗普當選是心理準備不足的。以後氣候變化的工作重心可能要轉向省州合作或者城市間合作。在聯邦層面，現在白宮和參眾兩院都是共和黨控制的，跟八年前的情形完全相反。

 

不過李俊峰認為，對共和黨也不用如此悲觀。

 

其實共和黨也沒有那麼壞，小布什年代，美國雖然不簽署《京都議定書》，但是沒少干，環保上也做了很多好事，美國的太陽能、風能和頁岩氣就是在小布什任上乾起來的。美國國會每年審一次的可再生能源補貼機制就是在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中一下子從2015延長到2022年的。

 

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鄒驥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

 

特朗普在競選中對氣候變化政策持負面態度，但從法律上講，退出巴黎協定和改變奧巴馬國內減排目標的程序需要耗時且付出政治外交代價，預計他入主白宮後未見得採取簡單撤銷的做法，但也不會再加碼。奧巴馬國內氣候政策本來就含金量不高，餘地留了不少，接近自然而然就基本可以完成的情景。而且其氣候政策的主要效益依據是健康。因此我不認為美國國內氣候政策的實質內容會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但特朗普上任後，在清潔能源、能源安全、能源貿易、技術研發方面依然可能有所作為。中美氣候合作亮點不再，拿巴黎協定說事已經不再會是重點，但有可能在基於真金白銀利益的基礎上，就能源環保合作開闢新的合作亮點。小布什曾不加入京都議定書，但並沒有退出公約，也沒有停止向清潔低碳能源研發的公共預算支出，美國企業在建築交通和工業能效方面也沒有停止技術和市場開發，加州州政府也沒有停止控制碳排放的政策進程。

看美國，不但要看白宮，還要看國會和法院;不但要看聯邦，還要看州市;不但要看政府還要看企業。有一點確實不明，就是拿氣候說事，做全球治理的文章，川普會形成什麼思路，有待與之互動。

 

那麼未來中國該如何與特朗普領導下的美國政府在氣候變化領域展開合作呢？鄒驥認為：

 

而就中國的氣候戰略和政策而言，那是根據中國的國家利益而確定的，與美國誰當總統關係不大。中國的氣候變化戰略和政策，首先立足的還是我們自己要做，是經濟轉型升級、局地空氣質量改善、將效率提高變為增長新動能、加強能源安全等的要求。

 

幾年前我就提出是發展路徑創新的要求。大的利益框架是:其一，增長的碳關聯依然留有峰值前的餘地，高碳產業有轉型機會，所謂傳統增長意義上的發展空間;其二是綠色低碳競爭力，這個主要體現在中長期，和第二個百年目標相吻合。不能想像一個低效和產業結構落後的經濟體會居於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其三我們相信全球氣候系統失衡與人為過度排放溫室氣體相關，而且這種失衡的負面影響跡像已經為觀測證實，按照科學推理和想像，這樣的負面影響在未來會對幅員遼闊、人口暴露度甚高的中國影響巨大，應當去努力避免。其四，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比較有可能更大程度實現其影響力和話語權，從而外溢到其他全球治理領域中去提高在世界秩序中的地位和權力與領導力。最後，其五，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有利於提高中國國際形象，提高吸引力，佔據道義制高點。在海外投資超萬億美元、每年出國求學、商務、旅遊人數數以億計時，國家形象就不再是虛頭八腦的面子了，而是真金白銀的利益。

我觀點的詳細論述也可見去年巴黎大會前發表的《論全球氣候治理-構建人類發展路徑創新的國際體制》（中國計劃出版社，2015）

 

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段茂盛認為：

在一個自下而上的世界裡，誰都沒有那麼重要。大家都是基於自己的利益來提目標，所以談不上別人不干，自己就肯定不干的問題。這種思維已經落伍了。如果一個國家不參與，誰敢肯定不是少了一個阻力呢？當然，指望從美國要錢的要失望了，雖然這種期望本來就不切實際。

 

縱然有很多不確定性，但是能源基金會中國低碳轉型項目主任胡敏認為：

無論美國政治如何風雲變幻，發展清潔能源是有商業和民意基礎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步伐不會停下來。
來源 : 智庫專家 綠色低碳發展智庫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