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決定寫這篇文章很重要的一個出發點是希望我們可以回歸本初，純粹地思考環境的問題，而不是過多考慮經濟和現實的成分。

到今天發覺寫這篇文章恰逢其時。平時在工作中會選擇用科學標準化的方式來解釋一些環境影響問題，比如通過碳排放核算來評估生產行為對氣候變化的影響，通過數據來說明不同行為的排碳水平或減碳效果，但很多時候我們卻遇到通過科學很難解釋得通的問題，比如上篇文章提到的塑料袋的環保和低碳相悖的表現（塑料袋常因不可降解而被詬病，但正因為不可降解卻在生命週期末端填埋階段不會產生溫室氣體，相比紙袋卻更低碳）。正是由於這些困惑，逼迫筆者開始思考有什麼更好的方法對環境生態的各個指標進行統一的評估，形成一個公認有信服力的評估體系，這裡面涉及到對環境的不同指標（如空氣、水、土壤、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視覺污染等）進行權重的定義和排序。

 

這段時間確實做了一些關於環境倫理的研究，環境倫理確實是一門非常全面系統的學科，同時也是非常有深度的哲學系學科。儘管已經努力了，但坦率說離寫文章發表的水平還差的很遠。所以筆者這篇文章只能是拋磚引玉，從一個細分領域或者一個獨特的切入點來談談環境倫理的問題。

 

筆者第一次接觸到環境倫理學是因為之前在英國的時候認識了一位中國社科院來牛津的訪問學者楊通進教授（後來知道楊教授是環境倫理學的著名專家）。來這邊訪學的學者很多都非常低調，經常可以碰到諾貝爾獎獲得者抑或是 IPCC 的作者坐在你旁邊。楊教授也是如此，由於我們住在一個樓，經常一起做飯和打球，覺得楊教授為人耿直，同時學識淵博，漸漸成為了特別要好的朋友（儘管楊教授在打雙升的時候脾氣非常差，不能容忍隊友打錯一張牌），在專業方面只是知道我們同在一個大的環境領域，當時聽他說他做環境倫理的研究，覺得很深奧也有點不接地氣。當自己後來回到國內開展低碳相關工作，開始創業後，慢慢覺得這些環境倫理底層的理論變得越來越重要，也就是回歸到我們做這件事情的原始狀態的目標是什麼。寫此文也是為了致敬楊教授以及懷念那段美好的時光。

 

大體來說，這篇小文主要從三個方面的矛盾或困惑來進行探索以及嘗試找到一些未確定的答案或解決方案。

 

環境與經濟

 

環境和經濟誰更重要，這似乎是全球近幾十年討論最激烈的話題之一，可持續發展也成為全球主要國家達成的共識。在英文裡，“可持續的”是 Sustainable, 字面意思是可承受的，可忍耐的，這也反映我們的地球所能承載的自然和人類活動帶來的消耗和影響。人類對地球資源的過度索取，也逐漸接近並突破地球的承載能力。

 

我們都知道近半個世紀來，人類在高速發展的過程中對環境也帶來了沉重的負面影響，每年的地球超載日都在提前。1993 年的地球超載日為 10 月 22 日， 2013 年的地球超載日是 8 月 20 日，足足比 20 年前提前了兩個月有餘， 2018 年已經提前到 8 月 1 日，而2019 年的地球生態超載日將提前至7 月29 日，這是有史以來最早的一天。這意味著人類使用生態資源的速度是地球自然生態系統更新速度的1.75 倍。或者正如我們常常說道：人類的生存需要1.75 個地球。地球生態超載日的前移意味著人類將背上更加沉重的生態欠債、更多透支地球的生態產品和服務。在這樣的背景和節奏下，將自然資源價值化的理論和實踐也是呼之欲出，讓人類消耗生態資源付出應有的成本，這是一個主流趨勢。

 

從環境倫理學的角度，楊通進教授指出人類還處於工業文明階段，接下來將進入生態文明階段。經濟和環境的權衡，只看誰更急迫。當環境已經到了亟需解決的地步，經濟就顯得不那麼重要了。生態文明是一種正在生成和發展的文明範式。它是繼工業文明之後，人類文明發展的又一個高級階段。

 

那麼解決環境問題的希望何在？環境主義者認為，在工業文明的基本框架內對經濟運行方式、政治體制、技術發展和價值觀念所作的任何修補和完善，都只能暫時緩解人類的生存壓力，而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困擾工業文明的生態危機。只有實現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型，人類才能從總體上徹底解決威脅人類文明的生態危機。文明範式的轉型，是人類走出生態危機的必由之路。從工業文明走向生態文明，這是人類文明的重大轉型。如果人類能夠未雨綢繆，自覺地實現這種變革，那麼，轉型的過程就會少一些悲劇和代價。

 

 

對於中國來說，我們到底應該選擇什麼樣的道路，直接從工業文明時期跨越式發展到生態文明時期在實踐中似乎總是碰壁，不容易實現；而沿襲歐美等發達國家走過的從褐色到綠色的發展道路（先發展後治理）更不是我們所追求的。按照同濟大學諸大建教授的說法，我們需要走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生態文明發展道路，即在實現高速社會發展的同時，保持生態足蹟的較低增長甚至絕對值降低。

環境與人

 

很多時候，我們在面臨環境問題的時候會很困惑，人類在考慮一個新項目或者產品或者解決方案的時候，主要還是從其經濟性和投資回報率來進行考慮，就像一般消費者在購買商品的時候都是首先考慮商品的性價比，很少會考慮其環境影響或者說環境友好性。人們總是在非常“理性”的進行生產和生活，但是我們在給自己“ 理性” 的同時，卻給其它地球上的利益相關方，例如海洋、動植物、土壤、水、空氣等帶來了巨大的不可逆的影響。人對地球對環境應有一種敬畏感，地球其實不需要我們來拯救，需要拯救的是我們自己。從環境倫理學的角度出發，除了理性，我們還需要感性、人性以及自然性，我們需要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從自然的視角來審視我們的活動行為。當前“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這個說法非常潮流，但是感覺還是停留在理論層面多一些，可實操層面的東西還是太少了。

 

環境與環境

 

環境是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而環境本身也由很多重要的指標組成，例如空氣、水、氣候、土壤、生物多樣性等。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指標處於一個協同的過程中，例如解決空氣污染問題也就很大程度上可以減少碳排放（碳排放和空氣污染是“同宗同源同步”的關係）。但是我們也發現，這些指標之間有時也會存在衝突：

 

 1，比如購買或使用環保設備可以減少空氣污染，但是卻在使用過程中由於電能的消耗，增加了碳排放；

2，比如光伏或水電項目的建設，可以起到新能源替代，減少碳排放的作用，但是在建設過程中卻造成了當地的空氣污染問題；

3，比如有機食品可以讓消費者更安全的食用，但是生產有機食品一般卻需要更大的土地面積，也會排放更多的溫室氣體；

 

所以這就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很大的課題，在我們的社會發展過程中，我們應該如何選擇環境友好的產品或行為。筆者尋跡國內外研究並且請教了諸多環境領域的頂級專家，也找不到非常合適的解決方案。在筆者看來，這卻是我們在開展環境改善行動之前更需要做好的重要基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