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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金融
2016/08/18 | 綠色首次納入G20:中國發展的新高度
       7月24日,2016年第三次也是9月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前最後一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成都閉幕。在會後發布的公報中,綠色金融作為重要議題赫然在列,成為一大亮點,這也預示著9月在杭州舉辦的G20峰會將納入綠色金融的議題,而相關準備工作已近完成,綠色發展也將從全球“認知”走向全球“行動”。

   
    隨著環境污染、生態惡化、資源緊缺、氣候變化等危機日益緊迫,全球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受到了嚴峻的挑戰。改變經濟生產方式、推進環境友好與資源節約的可持續發展,日益成為全人類的共識。尤其是在全球陷入金融危機、增長動力不足的環境下,各國在努力促進經濟復甦的同時,都不約而同地著力於加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寄望於以環境友好、資源節約為特徵的綠色經濟能夠為經濟增長帶來新的、持續穩定的動力。2015年12月簽署的《巴黎氣候協議》促成了後《京都議定書》時代全球協議的達成,顯示了全球擱置爭議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危機的決心,但其“柔性”的減排目標的約束力與執行力始終是一個無解的問題。在中國的倡議下,2016年的G20峰會將討論綠色金融與氣候資金等問題,並於2016年2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成立了綠色金融研究小組,旨在識別綠色金融發展面臨的機制和市場障礙,研究如何提高金融體系動員私人資本進行綠色投資的能力。G20峰會對綠色金融和氣候資金問題的討論,實際上是進一步做實了聯合國框架下全球氣候治理體系,標誌著全球氣候、環境治理和可持續發展模式進入到了更強協調能力和執行力的新階段。中國自2015年12月接任G20主席國以來的積極倡議和推動,加快了這一進程,在全球綠色發展的進程中打下了中國印記。

中國開創全球綠色發展新格局  

       我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是全球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同時,我國也是承受著最嚴重的環境、資源、氣候風險的經濟體之一,大面積霧霾等嚴重的環境問題突出,習近平總書記在2014年兩會期間凝練地將其歸納為“PM2.5直接關係幸福感”。因此,堅持綠色發展、推進節能減排,已內化為我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意願。根據國際能源署(IEA)的統計,2015年我國實現煤炭消費和能源使用碳排放雙下降,帶動全球能源部門碳排放自1998年以來首次出現下降。中國在全球氣候治理中已經一躍成為領導者之一。而在生態文明建設的指導下,國內綠色發展的體制機制、產業基礎和市場都在快速成長——我國正在引領全球綠色發展的新格局!

中國對全球綠色發展的“引領”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全方位推進綠色發展頂層設計。在國內,在“生態文明建設”戰略部署的引導下,“綠色發展”首次寫入“十三五規劃”,並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意味著中國國內綠色發展的一系列頂層政策制度設計和實際操作都將在十三五期間獲得迅速推進。在國際上,我國不僅促成了G20將綠色金融納入核心議題,也在我國地區合作戰略中提前佈局了綠色發展與綠色金融的國際合作機制,包括南南合作基金、絲路基金、新開放銀行、亞投行等,並將構建國際能源供應體系新格局、增強經濟、能源與氣候領域南南合作作為重要目標。   

       第二,綠色金融市場發展引領全球。截至2015年,我國銀行業綠色信貸餘額約8.1萬億,佔各項貸款餘額的9.7%。其中,興業銀行綠色信貸餘額4000億,佔各項貸款餘額的比例高達18.0%,在我國銀行業中獨占鰲頭。而綠色債券市場發展更是迅猛,2016年上半年國內市場發行綠債549億元,佔全球綠債發行量29.3%,遙遙領先於其他經濟體,截至6月底中資機構在境內和境外市場的綠債餘額合計佔全球8.6%,僅次於歐盟和美國。而預計到今年年底,我國綠債發行總規模有望達到3000億元,將佔全球的半壁江山。   

       第三,碳市場規模將領先全球。自2013年深證碳排放配額交易啟動至今,我國碳市場先後在7個省市開展試點,探索交易規則和管理體制、強化能力建設和主體培育。隨著我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試點工作的不斷深入,全國碳市場建設也已全面進入快車道。按照國家的統一部署,全國碳市場將在2017年啟動,屆時將覆蓋約40億噸碳配額,超越歐盟碳排放交易機制(EU-ETS)成為全球最大的碳市場。碳市場的發展成熟,將在優化國內的減排行動的同時,也能夠為廣大發展中經濟體構建基於市場的氣候、環境治理體制提供可藉鑑的範本,更可以為跨區域、跨國的低碳合作提供市市場化的平台。

綠色發展:挑戰與機遇並存
 

      2016年,無論對我國還是全球的綠色發展,都是一個關鍵的轉折點。在環境、氣候治理和可持續發展的全新格局下,進一步推進綠色發展雖然仍面臨諸多挑戰,但更充滿了機遇。

       對全球而言,主要面臨三個方面的挑戰。第一個方面是全球共識的執行問題,2016年底將進行《巴黎協議》操作細則與落實進程的談判,來之不易的國際氣候合作框架能否存續面臨挑戰。《巴黎協議》前各國遞交的自願減排貢獻預案(INDC)與2攝氏度溫控目標尚存在較大差距,而《巴黎協議》自願性減排機制的約束力也無從保證。第二個方面是捉襟見肘的財力問題,氣候與環境治理目前在很大程度上倚仗政府的扶持,而在金融危機之後各國財政狀況趨緊,支持綠色發展的財力捉襟見肘。第三個方面是發展權利與治理能力不平衡問題,根植於全球政治經濟的南北不平衡格局,給綠色發展帶來最大的阻力。發達經濟體經歷兩次工業革命獲得了經濟上的先發優勢,導致自然資源的佔有和消費上出現嚴重失衡;而發展中經濟體則極力爭取自身經濟增長、社會發展,不斷擴大著自身的與碳排放“版圖”。在環境治理與資源節約領域,發達經濟體握有技術優勢,並期待能夠成為產業利潤增長點;而發展中經濟體則是最大的環境治理技術需求方,但卻面臨著環境保護資金嚴重缺乏的問題。兩方之間的矛盾如何協調,決定著全球綠色發展能否順利推進。

       儘管如此,綠色發展仍然充滿機遇。從國際上來看,氣候環境問題持續惡化使得各國民眾對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求進一步強化;同時,綠色環保與節能技術和產業的快速發展催生了綠色經濟這一全新的領域;加上全球後危機時代增長乏力,急欲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三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發展綠色經濟、促進可持續發展得到了各國政府的支持和推崇。2015年簽訂的《巴黎協定》中,各國對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態度從“被動的強制減排”到“主動的貢獻”的改變,便是最生動的例證,特別是主要經濟體同意綠色納入G20平台,顯示出全球對可持續發展的共識逐漸從認知層面延伸到了實踐層面。
  
      從我國來看,“綠色”首次作為五大發展理念之一納入了“十三五”規劃,在“十三五”規劃中出現的四處“最嚴格的……”表述都直接或間接與環境有關:第一處是“堅持最嚴格的節約用地制度”;第二處是“堅持最嚴格的耕地保護製度”;第三處是“實行最嚴格的水資源管理制度”;第四處是“實行最嚴格的環境保護製度”。透過“最嚴格”,一些人看到的似乎只是成本,其實其同樣意味著機遇。習近平總書記曾用最通俗易懂的語言表述了綠色發展所帶來的發展新機遇:“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的,當每一個人都願意為環境付費的時候,其所對應的另外一面,就是節能環保產業將獲得巨大發展空間。最近兩年,我們已經看到電動汽車銷售狀況明顯好於傳統汽車;綠色節能家電成為了普通老百姓的首選;節能環保股票的估值也比傳統產業要高得多……

       社會的共識和中國政府的決心,已使得我國“減排市場”對國際社會產生了巨大吸引了,使得支持綠色發展的國際合作也呈現出更為喜人的勢頭。截至2016年6月,我國境內完成CDM項目1492個,簽發核證減排量(CERs)共計9.7億噸,在全球總量中的佔比超過60%。通過《京都議定書》下的CDM機制,我國獲得了大量減排資金和技術。雖然在《巴黎協議》框架下CDM機制已名存實亡,但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之間資金和技術合作機制的渠道卻由此打開並進一步強化了。在《巴黎協議》簽署後的短短半年時間裡,我國已通過各種途徑的國際合作吸引了大量資源。2015年9月的中美第二次氣候變化高層戰略對話中,中美部分企業在美國保爾森基金會和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倡議和推動下,共同投資設立中“美建築節能與綠色發展基金”,通過跨境的公私合作關係(PPP)創新模式,促成並加速美國節能環保技術與經驗在中國市場的應用,從而提高能效、減少排放、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同時鼓勵中美跨境協同創新,共同創造綠色就業機會,並且於2016年6月第三次戰略對話期間,簽署了首批價值200億元的合作項目;而歐盟也於6月與中國新達成了一項1000萬歐元的合作項目,旨在加強歐盟與中國在碳排放交易方面的合作。


來源:低碳工業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