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導報記者|公欣

會前的氣候變化主席聲明、中美《巴黎協定》批約文本聯合交存、會中的氣候變化議題討論……可以說，氣候變化是第一次在G20峰會這般量級的舞台上演出如此重要的戲碼。
9月5日，此次G20杭州峰會圓滿落幕，應對氣候變化的“征程”卻依然向前。針對G20杭州峰會對氣候變化的重視，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戰略研究和國家合作中心副主任鄒驥在接受中國經濟導報記者採訪時直言，這是題中應有之義。而就《巴黎協定》生效後的新格局和新變化，鄒驥也進行了一番細緻描繪，並指出，繼《巴黎協定》之後，下一次氣候變化全球談判的高潮將可能會在2023年全球盤點前後出現。

氣候變化本質上是發展問題

中國經濟導報：對於此次G20杭州峰會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態度，您作何評價？
鄒驥：實際上，在G20峰會前後關於氣候變化的政策要點有三個：一是中國要率先批約，帶頭促進《巴黎協定》的早日生效。這一點我們已經做到了，9月3號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了中國加入《巴黎協定》。3日下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奧巴馬各自將批准加入《巴黎協定》的文本交給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保存。
第二點是敦促其他國家早日完成批約程序，從而儘早實現生效的條件，即《巴黎協定》將在至少55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其溫室氣體排放量佔全球總排放量至少約55%）交存其批准、接受、核准或加入文書之日後第30天起生效。現在中美兩國的排放量大約佔全球排放總量的39%左右，加上此前批約國家的1.2%，還有不到15%的排放量就可以生效，批約的締約方越多，離生效條件就越近。
第三方面呢，就是我們要認真落實、實施《巴黎協定》，在經濟結構的調整、能源結構的改革、能效的提高等方面作出努力，完成在《巴黎協定》中作出的承諾。

中國經濟導報：G20杭州峰會期間，中美兩國同時向聯合國交存了關於各自批准加入《巴黎協定》的文本，可以說是史無前例，對此，您認為這對於《巴黎協定》生效有何促進作用？
鄒驥：當然意義重大。它彰顯了中美兩個大國在推進氣候變化全球治理的進程中良好的合作，展示了強大的政治意願，而且都採取了法律程序上的批准行動。作為在全球範圍內最有影響力的一個最大發達國家和一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它們共同向聯合國交存批約文本的這一舉動勢必對其他國家批約產生重大的示範作用。另外，對於中美雙邊而言，氣候變化領域的合作已經成為中美合作關係的一個重要支柱，在這一領域，兩個國家找到了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意願，也取得了合作的成果。

中國經濟導報：但是也有不少人說，不應該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對於G20峰會抱有太大期望，它畢竟不像氣候大會一樣是一個針對該領域的專門會議。您如何看待G20峰會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扮演的角色？
鄒驥：此次把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納入到G20峰會上，有幾個原因。一是時間日程原因，3日人大常委會批准我國加入《巴黎協定》，剛好奧巴馬要來中國參加峰會，可以利用這個時機實現中美批約協議的同步正式提交。
更重要的，這也是我們有意而為之舉，固然以往G20峰會是以探討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為主的一個峰會，但是我們也看到中國作為主席國，對於G20峰會的議程設置和內容做了極大的改革和創新。我們將去年聯合國峰會所確定的2030年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作為全球經濟議程的方向和主題，以此獲得最廣泛的包容度；將增長方式創新作為全球經濟繁榮更為根本的解決方案或“藥方”。這時候，氣候變化議題納入G20峰會，具有更重要的意義和價值，本質上來說，氣候變化問題就是一個可持續發展問題，它表現為環境問題，但更是一個發展問題。將氣候變化問題納入到長期發展議題的G20峰會正是題中應有之義，這是一個由治標到標本兼治的過程。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巧合，就是去年年底各國談判代表達成了《巴黎協定》，今年4月簽署了《巴黎協定》，當下正要推動各國批准以便儘早生效，這一進程與G20峰會的時間又是一個重疊。

《巴黎協定》生效只是時間問題

中國經濟導報：說到《巴黎協定》，您剛提到其生效條件越來越近，那你認為該協定生效的可能性有多大？期間會遇到一些障礙性因素嗎？
鄒驥：可能性還是很大的，據我估計，生效問題不大。當然到底是年內生效還是明年，這就是個問題了。各國的批約計劃、程序的長短還是有影響，中美現在也是通過各種渠道呼籲。這當中還有一個小插曲，這跟美國政治的未來變化有一定關聯，這也是中美為何這麼緊迫地合作加速《巴黎協定》生效的原因，一旦真正儘早生效，這樣就能極大避免美國政治對於該協定的一些潛在的可能的不確定影響。總體而言，達不到生效條件是一件非常低概率的事情。

中國經濟導報：一旦《巴黎協定》生效以後，全球氣候治理會呈現一種什麼樣的新格局呢？會有哪些新的變化？
鄒驥：大的原則沒有變化，發達國家要承擔的率先減排、對發展中國家技術資金支持責任也沒有變化。所謂變化首先是長期爭論或者說解讀“共同但有區別”原則問題上，包括在分別定義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責任上，在保持基本原則前提下有與時俱進的意思。《巴黎協定》在完善上述原則，參與方更加廣泛，強調了“共同”責任，也突出了“有區別”的責任。當然也有人用“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來概括《巴黎協定》與以往協議的不同，這只是一部分的變化，並不全面。目前的治理模式還是兩者混合的形式。
另外一個演進是提出了“發展路徑的創新”理念。這一思想在協定談判和達成協定的過程中有了更深的認識和更多的共識。在國際合作方面，在政策協調戰略協調上都有新進展。對中國而言，引領全球低碳轉型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都有提升，中國的責任空間在上升，經濟轉型內在要求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要求越來越一致。

2023年新的談判高潮或將出現

中國經濟導報：正如您所言，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表現得更積極更主動，但同時中國也面臨經濟下行的壓力，而應對氣候變化會潛在地放緩經濟發展速度，這當中肯定有矛盾和摩擦，那麼，您認為從更深層面中國應該如何協調和化解？
鄒驥：在應對氣候變化問題上，和發展的對立性在減弱，和發展的一致性在上升，這也是一個新的變化，可以從增長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和我們中國發展的最新態勢兩個方面來理解。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將從過去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增長率的支撐轉變為依靠要素效率改善的支撐，這是轉型的增長經濟學最根本的含義，也是中國從發展中經濟體向發達經濟體邁進的本質所在。這與應對氣候變化的節能減排提高效率要求是完全一致的。應對氣候變化和經濟增長新動能的產生是一致的，當然一些局部的摩擦是存在的，但是很小。特別是在經濟下行的時候，更要調結構、改方式、提效率，進行供給側的改革，不能飲鴆止渴，繼續不顧效率地增加要素投入；要利用節能減排的門檻去淘汰落後產能，促低碳發展，從而提高效率支撐經濟增長率；而且適應氣候變化的投資也會產生新的經濟增長點，同時也直接貢獻應對氣候變化。
 

中國經濟導報：大家都知道，雖然氣候變化現在日趨走上正軌，但是其進程中也存在譬如氣候資金匱乏的問題，您認為接下來，中國在應對氣候變化過程中具體還要怎麼做，在化解一系列相關問題上還應採取哪些新舉措？
鄒驥：我覺得在怎麼做這個問題上具體要分應該怎麼做和能夠怎麼做兩個層面來講。應該怎麼做，以這次會前通過的氣候融資文件為例，它就是《巴黎協定》精神的延續，其中就提到發達國家的資金支持責任，例如應該在2020年籌資1000億美元、應該加速注資速度等。
能夠怎麼做，就跟一些發達國家的政治意願、體制包括經濟形勢有關聯了，甚至要考慮到它們面臨的一些客觀困難，這個問題的答案只能由發達國家給出。再談到中國國內的綠色金融，暫時還與氣候變化融資有一定的區別，它談到的更多的是局地的環境問題，其標準、導向、配置等層面是否有利於綠色發展。在實踐中，綠色和低碳其實有著非常高的重合度，在融資上肯定是要統籌考慮的。

中國經濟導報：年底，新一屆的氣候大會將在摩洛哥舉行，對這一屆氣候大會您有何期待呢？
鄒驥：這個一年一度的大會是常規性的，這次大會肯定是繼續《巴黎協定》的談判，因為很多技術細節層面的談判內容還沒有完成，比如說透明度的問題、全球盤點的問題等等。它會更注重於如何落實《巴黎協定》，因為協定的很多內容還是框架性的，落實的細則是本次及今後一段時間談判的重點；如何保持政治勢頭也是今後國際社會面臨的一項課題。但是作為一個常規會議，不可能總是高潮迭起。的確，去年達到了一個高峰，那麼今年按部就班地推進這一工作，將談判更進一步，就完成它的任務了。《巴黎協定》規定，2023年將會進行一個全球盤點，這個盤點的重點或將會是各國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的更新，一個新的熱潮會到2023年將真正到來。

來源： 中國經濟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