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氣候變化和大氣治理問題，從2014年11月~2016年3月短短一年半左右的時間裡，中美兩國連續簽訂了三個元首級氣候變化聯合聲明，舉世矚目。

 

如果將三個聯合聲明逐個分析，它們都有各自不同的重要意義和價值。如果將三個聲明聯繫起來，做一個整體分析，其意義和價值將更加突顯，其對國際氣候談判、全球氣候治理和中美關係的影響將更加全面和清晰地展現於世人面前。

 

首先，三個聲明環環相扣，層層推進，為國際氣候談判的進程注入源源不斷的動力，向世界傳達了中美將在國際氣候談判中長期共同承擔領導力的決心和信心。

 

2014年11月的第一個聯合聲明宣布了中美兩國富有雄心的氣候行動，旨在率先垂範，至一年後巴黎會議開幕時已有186個國家提出了氣候行動。

 

在2015年9月的第二個聯合聲明中，兩國元首提出了關於巴黎會議成果的共同願景，並宣布了應對氣候變化的主要國內政策措施和合作倡議，以及在氣候資金方面的重要進展，為在巴黎達成具有歷史意義的、富有雄心的氣候變化全球協議發揮了關鍵作用。

 

在剛簽署的第三份聲明中，兩國元首宣布，中美兩國將於4月22日簽署《巴黎協定》，並採取各自國內步驟以便今年儘早參加《巴黎協定》。

 

如果說前兩個聯合聲明的重點在於氣候協定的達成，第三個聯合聲明則已將重點放在履約上。三個聯合聲明的連續簽署意在向國際社會傳達一個明確的信號：中美決心長期持續地推進國際氣候談判進程。對於那些擔心中美難以長期合作引領國際氣候談判的人來說，這三份協議是一顆定心丸。當然，也不能排除今後如果美國共和黨上台執政，中美攜手推進國際氣候談判進程的力度有所減弱的可能性。

 

其次，三個聲明為全球氣候治理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有效應對氣候變化，必須加強全球氣候治理。

 

國際氣候談判是全球氣候治理的核心，但非全部。不可將國際氣候談判與全球氣候治理劃等號，全球氣候治理的內容更加廣泛和豐富，涉及治理理念、原則和方式，《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與公約外機制的關係，政府與非政府組織的關係，全球、區域、國家和次國家等多層次的互動等諸多重大議題。

 

三個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對上述問題都形成了若干重要共識。在全球氣候治理理念上，中美兩國將氣候變化與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緊密聯繫在一起，對氣候變化問題的性質有了更具體、更全面的認識。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國際氣候談判進程的演進，氣候變化問題的性質一直處於不斷的變化之中，從當初的環境和技術問題逐漸演變為當今世界重大的發展問題和國際政治與安全問題。中美兩國與時俱進，在氣候與安全的關聯性問題上達成共識，深化了對氣候變化問題的認識，無疑將進一步有力推動兩國及世界的氣候變化合作。

 

在全球氣候治理的核心原則——“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簡稱“共區”原則)上，中美照顧各自核心關切，達成相互諒解，具體體現在三個聯合聲明中。在《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與公約外機制的關係上，三個聯合聲明明確了《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的主渠道作用，但對公約外機制的補充作用越來越重視。

 

如果將三個聯合聲明聯繫起來認真研讀，其內容實際上包含了當今全球氣候治理的所有要素。鑑於中美是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最大的兩個溫室氣體排放國、最大的兩個能源消費國、最大的兩個進出口貿易國，其在氣候變化領域的共同立場和政策必將對全球氣候治理的走向產生深遠影響。

 

最後，三個聲明的簽署表明中美氣候變化合作不僅已全面進入快車道，而且已成為中美雙邊關係的支柱，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中美氣候變化合作始於上世紀80年代初，雙邊合作一直在穩步推進，但中美在國際氣候談判問題上分歧較大，合作較少。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中美曾公開發生爭執和矛盾，舉世關注。

 

此後，中美加強了相互協調和溝通，達成更多的諒解和共識。其標誌性的成果就是三個中美元首氣候變化聯合聲明。這三個聯合聲明的內容使中美在雙邊氣候合作與多邊氣候合作領域均達到歷史的新高度。這是中美氣候變化合作已全面進入快車道的基本含義。

 

不僅如此，中美加強氣候變化合作，正在對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防止新興大國和守成大國必然發生戰爭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產生積極的、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

 

中美關係中氣候變化問題的性質已發生重大變化，即從一般性的環境合作議題躍升為重大的戰略性問題，事關中美關係的走向。在展望未來中美氣候變化合作和中美關係時，對這一變化必須予以高度重視。

 

來源：中國環境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