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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09/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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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魯格曼：打造綠色經濟！(二) |
氣候學家們對如果我們不採取任何行動去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情況下溫度變化的曲線有著不約而同的共識。同理，經濟學家們對行動的代價也有不言而喻的看法。論點大概是這樣的：制約排放會使經濟增長放緩，但幅度不大。依據模型研究，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推斷，自2010年至2050年“瓦克斯曼-馬凱氣候變化法案”的實施將使GDP的預計平均年增長率降低0.03至0.09個百分點。也就是說，最壞的情況是，它將使GDP年增長率從2.4%降至2.31%。國會預算辦公室還推斷，大體上，強力度的氣候變化政策至少會使美國經濟在2050年降低1.1至3.4個百分點。
世界經濟狀況又將會如何呢？總體上，規劃者們逐漸發現，氣候變化政策對全球產出的影響比美國要小一些。主要原因是，一些新興經濟體（如中國）由於礦石燃料價格低廉，目前仍在低效率地使用能源，因此使得大量節約能源對於中國經濟來說影響甚微。最近一個根據現有估計的報告顯示，一項強力度的氣候變化政策（力度大大超過任何法律提案中進行商討的同類政策）的代價將是降低世界生產總值（GWP）1至3個百分點。
這些數據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它們都是來源於一種涵蓋各種工程估算和市場估算的經濟模式。例如，有工程師根據一定的能源價格對各種發電形式的成本計算，包括燃煤發電、燃氣發電、核能與太陽能發電。然後，根據以往的經驗，估算得出如果電費上漲消費者的耗電量會降低多少。像汽車燃油費等其他能源的估算也是如此估算的。這個經濟模式還認為，如果有一個適當的經濟環境，每個人都會做出最佳的選擇——能源生產者會選擇最經濟的發電方式，而消費者就會竭力減少用電量，結果去尋找替代消費品或損失便捷條件，直到節省下來的錢超過少用電所付出的代價。從這種種分析來看，我們有理由預見，能源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對付費排放的政策有何反應，以及他們的反應最終將會對整體經濟帶來怎麼樣的代價。
誠然，很多經濟模式可能是錯誤的。很多基本數據的估算都必然存在一定的投機性，比如，一旦太陽能大規模應用於日常發電，它的成本究竟會是多少，這無人知曉。同時，我們也有理由去懷疑人們是否真的會做出正確的選擇：多項研究發現，消費者往往不會採取節省能源的措施，比如改善隔熱，即使這樣做的確可以省錢。
但是，要讓這些經濟模式方方面面都做到完美，也是不現實的；因此，他們很有可能是高估而不是低估了氣候變化政策的經濟成本。從酸雨災害下實施的配額交易得出的經驗是，實際代價總不愈起初的預計。而且一般來說，經濟模式不會亦不能計算的是創新性價值；可以肯定的是，當私營企業面臨一個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有豐厚回報的經濟環境時，他們會想出許多在任何經濟模式中都未曾存在的限制排放的方法。
然而，氣候變化政策的保守派反對者卻認為，限制排放將會導致嚴重的經濟損失。其中，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基金會用一張海報回應了國會預算辦公室對於“瓦克斯曼-馬凱氣候變化法案”的估算，海報的標題為“國會預算辦公室大大低估了配額交易的影響”。該基金會指出，真正的影響對家庭和就業來說將是破壞性的。
對於經濟是否可能夠與配額交易共存，這種反應時極其悲觀的，這與保守派一貫的思想作風背道而馳。畢竟，現代的保守派對市場激勵的效益表現出一種深信不疑、甚至近乎信奉膜拜的態度——總統羅納德•裡根就曾喜歡把“市場的魔力”掛在嘴邊。他們相信，資本主義制度能夠應對各種困境，比如，科技能夠克服石油等自然資源短缺對經濟增長的製約。而且，現在他們仍然認為，私營企業完全不具備應對總體排放限制的能力，即使從私營企業的角度看，這種總量管制的操作模式與土地資源的供應限制非常相似。他們為什麼不相信資本主義的活力會促使經濟找到一個在降低碳排放還算可行的辦法？他們又為什麼認為市場激勵傾向於資源保護，市場便會失去魔力？
顯然，保守派完全放棄了對市場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的信心，因為他們不希望政府介入。他們對氣候變化政策表現出來的悲觀態度是出於政治策略，並非是一個合理的經濟判斷。其漏洞在於，在配額交易的保守派反對者的強烈反對呼聲中，帶有不懷好意之嫌。雖然國家傳統基金會指責國會預算辦公室犯下一個基本的邏輯錯誤，但如果你看過國會預算辦公室的報告，就會得知，國家傳統基金會很明顯是故意曲解報告內容。保守的政客甚至乾過更可恥的行徑。例如，美國共和黨國會議會多次召開新聞發布會，專門引用了來自麻省理工的一項研究進而聲明，配額交易將給每戶帶來3100美元的費用，儘管研究報告的撰寫者努力想告訴大家實際數字只是它的四分之一。
事實上，沒有一份可靠的研究報告顯示，強力應對氣候變化會超出經濟的承受能力。即使你不完全相信經濟模式——你也不應相信——歷史和邏輯均指出，經濟模式是高估而不是低估了採取氣候措施的代價。我們可以為氣候變化做點事情。
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這麼做。採取措施會有代價，而這些代價必須要與不採取措施的代價相比較。在那之前，我先提一個將會在真正實行氣候變化政策時變成核心的問題：如何讓其他國家來與我們共同攜手？
美國現在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也是世界最大的溫室氣體來源之一。但是，美國並不是頭名。三年前，中國每1美元GDP的煤炭燃燒量就遠遠超過了美國，躍居世界第一。總體上，發達國家——歐洲、北美及日本這些富人區——只佔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一半，量少的可憐。總之，只有其他國家，尤其是新興經濟體要成為主力軍，氣候變化才能得以切實解決。
不可避免的是，那些反對阻止氣候變化的人會把碳排放的全球性當為無所作為的理由。他們爭辯稱，如果中國和其它國家不配合我們的努力，單單在美國限制排放不會取得多少成效。他們強調中國在哥本哈根談判中的強硬態度，作為其它國家不會採取合作的證據。的確，發展中的經濟體覺得他們有權在排放上為所欲為而不需要考慮後果——兩個世紀以來今天的富裕國家就是這麼做的。在氣候變化上進行全球性合作是不可能的，總是陷入爭論，這就意味著什麼也做不成。
對於那些認為採取行動是根本之道的人來說，關鍵是如何說服中國和其它發展中國家參與排放限制。胡蘿蔔，或者說積極的鼓勵是一種答案。想像一下在中國和美國建立排放配額制度——但是允許國際性的排放許可交易，這樣中國和美國公司就能夠交易排放權了。通過設定總體限額，確保中國賣給美國相當數量的排放許可，我們可以在實質上付錢給中國來讓它削減排放。既然有證據表明在中國削減排放的成本低於美國，那麼這對雙方都是筆合算的交易。
但是如果中國（或者印度或者巴西等等）不願意參與到這個制度中來怎麼辦？那就需要用胡蘿蔔加大棒。特別是要採用碳排放稅。
炭排放稅就是對進口物品根據製造該物品所產生的碳排放量進行徵稅。比如說中國拒絕減少排放，那麼美國就採取政策對碳排放設置每噸100美元的價格。如果美國實施了這一碳稅，那麼任何中國產品進入美國，每產生一噸碳排放都要被額外徵收100美元的稅。如果主要國家——或許是美國或歐洲都徵收這個稅種，就會刺激那些不合作國家重新考慮他們的立場。
對於認為這種政策是一種貿易保護主義，是對自由貿易原則的踐踏的反對聲，回答是，那又怎麼著？全球市場開放固然重要，但避免全球性災難更重要。再說，你也可以把碳排放稅當作正常貿易關係的一部份。對進口商品徵收碳排放稅可以和國內的碳排放許可的費用相提並論，其實際效果就是對自己的消費者對就他們購買的產品所產生的碳排放徵收費用，不管它是在哪裡生產的。這在國際貿易法則中是合法的。實際上，就連負責監督貿易政策的世界貿易組織，也發布了一分研究報告，認為徵收碳稅是可行的。
不用說，真正進行合作和世界範圍內的應對氣候變化行動比起我們所討論的建議要錯綜複雜得多。不過這一問題不像你所聽到的那麼棘手。如果美國和歐洲決定實行有關氣候的政策，他們幾乎肯定可以誘使世界其它國家共同努力。我們可以做到。
在公眾的討論中，儘管最近跡象顯示2010年很有可能會是有史以來最熱的一年，但氣候變化的懷疑者們無疑在過去兩年獲得了一些有利的論據。但氣候模式本身確實變得越發令人悲觀。過去最糟的情形卻變成現在的預測起點，不少機構預測21世紀的溫度上升會翻番。在這一新的悲觀情況的背後是對於反饋效應日益增長的擔憂——比如當我們地球變暖的時候，甲烷，一種主要的溫室氣體，就會從海床和凍原中逸出。
現在，對於氣候變化的預測，如果我們依然故我的話，那麼到2100年預計平均氣溫將比2000年高9華氏度。這相當可觀——等於紐約和密西西比中部平均氣溫的差別。這麼大的改變將會是極具破壞性的。而麻煩卻不會停止：氣溫還會繼續升高。
而且，還不只是平均氣溫變化這麼簡單。降水模式也會改變，有些地區變得更潮濕，而其它地區則變得更乾。很多氣象模型研究者也預言了會有更強烈的風暴出現。海平面會上升，而這些風暴會強化其效應：海水氾濫本來就是一種主要的自然災害，將會變得更加頻繁而劇烈。隨著洋流的變動，一些地區的氣候將會產生急劇的變化。我們應該牢記，倫敦的緯度和拉布拉多一樣；如果沒有灣流的話，西歐只能勉強供人居住。
雖然氣候變暖也會有些好處，但是如此大幅的變化幾乎肯定會使美國和整個世界變得更回窮。窮多少？如果我們是處於前工業化的初級農業社會，極端的氣候變化將會是災難性的。但我們有發達的經濟，歷史表明它有很強的能力去適應環境變化。如果這聽起來和我關於限制排放的代價可以接受的觀點相類似，那應該這樣表述：那種使我們能夠承受更高的碳排放價格的適應能力，同樣能夠使我們應對更高的平均氣溫。
但是至少有兩個原因使我們對樂觀看待氣候變化的後果持保留態度。其一，就像我剛才指出的，這不僅僅是天氣變暖這回事——氣候變化的代價很可能表現為乾旱、洪水和強烈的風暴。其二，現代經濟也許具有很強的適應性，但生態系統卻不然。地球上曾經出現與我們現在所預期的快速變暖相位的時期是始新世極熱時期，距今大約5500萬年前，那時經過2萬年，氣溫上升了11華氏度（比現在的變暖速度慢得多）。這種上升導致了大量物種滅絕，客氣點說，就是不利於我們生活。
那們我們如何計算全球變暖的影響呢？最常被引用的估算，象耶魯大學的威廉·諾德豪斯和他的同事利用氣候和經濟動態集成模型（DICE）所做的，依靠科學測算，在一系列關鍵地區，特別是農業和海岸保護地區，對全球變暖的負面作用進行評估，然後針對其它可能的結果作一些調整。諾德豪斯認為全球溫度上升4.5華氏度——過去公認的對2100年的預測——將會使全球生產總值下降近2％。但是越來越多的模型預測，實際的溫度上升是兩倍之多，那將會怎麼樣？沒有人真正知道如何推算。為保險起見，諾德豪斯的模型假定溫度上升9華氏度，在這種情況下全球生產總值下降5％。然而，許多評論家認為，實際代價要高得多。
儘管有諸多不確定性，人們卻不禁想要在預期的損失和補救措施的代價之間進行直接的比較：氣候變化將會降低全球生產總值5％，阻它要付出2％，所以我們就繼續努力吧。不幸的是計算方法並非如此簡單，至少有以下四個原因。
首先，作為以往排放的結果，實質性的全球變暖早已產生，即使採取強有力的應對氣候變化政策，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很可能還會持續上升多年。所以，即使世界各國採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我們還是要為早前的無所作為付出代價。因此，諾德豪斯的損失評估恐怕是誇大了採取行動的收益。
第二，一旦限制排放政策實施，其經濟代價馬上就會顯現出來，而且在大多數的方案下，在20年內會產生實質性的影響。同時，如果你不採取行動，大的代價可能會在本世紀後期表現出來（雖然有些方面，比如美國西南部變成塵暴區將會來的早得多）。所以你如何衡量這些代價，取決於你如何看待將來的代價和眼前利益之間的關係。
第三，換一個思路，如果我們不採取行動，全球變暖不會在2100年停下來：溫度、損失都會繼續上升。所以如果你看重相當、相當遙遠的未來的話，那麼採取行動的理由甚至比應對2100年所需更充分。
最後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確定性。我們不能確定（難以避免的）氣候變化的程度，因為我們討論的是數百萬年來僅見的大氣二氧化碳含量。最近許多氣候模型研究者對2100年的預測翻番就是這種不確定性的一種表現；誰知道在將來又來有什麼調整呢。此外，沒有人確切知道我們現在所預期的氣溫上升到底會帶來多大的危害。
你可能會認為這種不確定性削弱了採取行動的措施，然而，這實際上卻是強化了它。就像哈佛大學的馬丁·魏茨曼在他的幾篇影響深遠的論文中所主張的那樣，如果有可能產生一種重大大災難，這種可能性——即使不是最大的可能，就應該主導成本-收益分析。而大災難確實是一種現實可能性，即使它不是最可能的結果。
魏茨曼的觀點是，災難的風險，更甚於成本-收益分析的細節，構成了採取有強力的氣候政策的充分理由。我對此深以為然。預測全球變暖卻不採取行動，我們就會離《民數記》中世界末日的情景越來越近。如果我們不懸崖勒馬的話，那不僅是不負責任，而且是犯罪。
對於行動的步伐仍然有很大爭議。
注：原文於2010年發表於《紐約時報》
來源：深圳市國際低碳發展研究院組織，氣候變化與低碳經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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