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特別是能源、工業、交通行業企業是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也是推動碳達峰碳中和的基本主體。穩妥有序推動企業編制碳達峰碳中和行動方案是貫徹實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推動企業低碳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出口企業直面碳邊境調節機制、提升綠色競爭力的重要抓手，國家有部署，行業有要求，企業有願景。但不同企業在發展階段、產品結構、生產工藝、用能調整、排放特徵等方面均存在較大差異，如何科學編制一份兼具引領性和可操作性的碳達峰碳中和行動方案是企業降碳的“必答題”。

當前，越來越多的企業啟動了碳達峰碳中和行動方案的研究編制，也有的企業還在觀望，其中暴露出的一些問題值得重視：

一是排放底數不清。一些企業統計核算基礎薄弱，尚未建立碳排放核算管理制度和質量保障體系。

二是目標路徑不切實際。有的企業或將發展與減排對立起來，認為降碳就是阻礙、限制發展；或將碳達峰理解為“衝高峰”“造高峰”的“窗口期”，對高碳項目依然“大干快上”；或未經詳細摸底、系統研究和充分論證，盲目追求碳達峰碳中和。

三是簡單粗暴搞“一刀切”。一些地區在推動企業編制碳達峰碳中和行動方案時，未能準確把握企業降碳與本地區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的關係，導致一些企業目標“寬、松、軟”；還有的不顧企業發展階段、排放貢獻、減排成本，目標設定“一刀切”、達峰時間“齊步走”。

這些認識和做法，本質上體現出的是未能準確認識和把握發展與減排、近期與遠期、整體與局部、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對企業甚至行業的碳達峰碳中和造成了消極影響，也不利於行業和地區經濟社會的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科學編制企業碳達峰碳中和行動方案，首先需要釐清、把握好幾對基本關係，全面、準確、完整貫徹新發展理念。

一是碳達峰與碳中和的關係。我國“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是全國總目標，不同地區、不同領域、不同企業甚至同一行業的不同企業因發展階段、用能效率、排放水平、減排潛力等的不同，降碳節奏存在差異。此外，碳達峰碳中和的邊界不同，碳達峰僅包括能源活動和工業生產過程中的二氧化碳排放，碳中和則是要實現溫室氣體的淨零排放。碳達峰碳中和相互關聯，碳達峰是碳中和的前提和基礎，碳中和是碳達峰的緊約束，碳達峰時間的早晚、峰值的高低決定了碳中和的難易和成本。碳達峰既不能激進減排，也不能盲目“衝高峰”。企業要摸清排放家底，分析透徹溫室氣體排放變化軌跡，科學謀劃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統籌近期、中期和遠期目標願景和重點任務。

二是降碳減排與產業發展的關係。綠色低碳是新一輪技術革命、產業變革、能源轉型的鮮明導向，也是企業實現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降碳減排不是不生產、不發展，而是推動生產方式、發展方式的轉型。一方面，先立後破做優“加法”，推動企業優化結構、調整佈局、提升效率，同時培育壯大綠色低碳業務板塊，為加大降碳投入和深度脫碳積累經濟基礎和創造技術條件；另一方面，控增量、優存量做好“減法”，降低單位產值、產品、服務的“碳足跡”，推動企業在有限的碳排放空間裡實現更大的產出、更多效益。

三是自身減排與供應鏈降碳的關係。企業碳排放包括三個範圍，範圍一是企業使用化石能源和生產過程中產生的直接碳排放，範圍二是企業購入電力和熱力蘊含的間接碳排放，範圍三是企業供應鍊和產品全生命週期產生的其他碳排放。不同企業的三個邊界的碳排放量及佔比存在較大差異，企業應優先推動可控性較強的範圍一、範圍二降碳，在此基礎上再有序拓展至範圍三。範圍一和範圍二碳排放量少且佔比低、但范圍三排放量大且佔比大的企業特別是頭部企業，應突出供應鍊和產品全生命週期降碳，實現全社會氣候效益最大化。

四是企業減排與區域降碳的關係。省、市、縣、園區等是推動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重要空間單元，企業是區域降碳的重要參與方和責任主體。企業降碳既關係自身落實公共政策和履行社會責任，也關係區域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目標能否完成。企業降碳工作特別是階段性碳排放增量、達峰時間設定要充分銜接區域碳排放“雙控”目標，以免造成少數企業盲目上馬“兩高”項目、擴張高碳產能導致區域降碳形勢惡化的局面。

五是碳減排與碳補償的關係。碳補償（碳抵銷）是企業以較短時間、較低成本實現碳中和的重要途徑，已成為一些企業特別是跨國企業實施碳中和的路徑選擇之一。碳減排是降碳的“本”和“牛鼻子”，碳抵銷是降碳的“標”和補充。必須看到，一時一企實現碳中和對全球淨零排放的作用十分有限，企業應將碳減排放在優先位置，首先從根本上推動自身碳減排，在此基礎上審慎採用碳補償，不應本末倒置。

建議企業在把握以上重大關係的基礎上，樹立風險意識、堅持長期主義、增強系統思維，以高質量發展為引領，以能源綠色轉型為核心，以結構、工程、技術、管理降碳為路徑，摸清底數、對標要求、明確路徑、強化保障，科學編制碳達峰碳中和行動方案，統籌兼顧經濟效益、氣候效益和社會效益，為全社會實現碳達峰碳中和提供更多支持和引領。

來源：中國能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