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挑戰，目前已有13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出了碳中和目標。有了時間表，還需要具體路線圖及執行力的支撐。今後幾年幾十年要做哪些事？目標任務如何向各部門、各地方分解？不同的碳價格機制能發揮哪些作用？如何解決圍繞碳邊境調節稅的爭議？近日舉行的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實現碳中和：政府在行動”分論壇就此展開探討。

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方首席代表，中國金融學會會長周小川在發言中表示，人們對氣候變化和碳市場的認識有一個發展過程。早期在認識不充分、沒有形成共識之前，一小部分人形成了激勵程度較低、碳價較低的自願碳市場，開始通過市場機制對減排給予激勵並引導投資。隨著各方對碳中和共識提高，就會出現比較統一的、更大範圍的市場，比如各國國內的統一市場。伴隨共識的增加，激勵機制不斷優化，碳價隨之走高。

他認為，互聯互通是大方向，從區域性的自願碳市場到全國、全球的碳市場，統一起來資源配置效果會更好。但國際碳市場的建立仍面臨困難，一方面國際協調並不容易，同時各國減碳的邊際成本不同。

周小川強調稱，這套激勵機制的工具應從現貨走向遠期市場，涵蓋期貨和期權交易。“人們要知道的不光是當期的價格。當期排放多的人要交碳稅、排放少的可以通過賣配額獲得收入。但從中長期來講，更重要的是引導投資。”

周小川說，在邁向碳中和過程中，每個時點都有一個最優機制，不僅解決當期的問題，同時要給所有企業、投資者和金融機構釋放信號，使其知道在減碳、碳匯、涉及碳以及其他衍生品的未來財務收益。由此引導合理投資，按照計劃的路線圖、時間表來實現目標。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副總裁李波認為，應把全球設定碳定價下限作為實現碳中和的重要手段。

他援引IMF對碳定價的分析稱，全球需要加快碳減排，到2030年之前實現碳中和所需的25%-50%的減碳任務，最好的方法就是碳定價，碳交易和碳稅都可以。根據測算，到2030年全球的平均碳價需要達到每噸75美元，才能實現上述減碳目標。目前全球碳價約為每噸5美元，還有相當大的距離。由於擔心自身產業競爭力受損和其他國家政策的不確定性，各國單方面大幅提高碳價的積極性不高。為此，IMF提議在少數主要排放國之間達成國際碳價下限協議。下限取決於各國發展水平、國際支持力度和各國的減碳空間。

歐盟首先提出的碳邊境調節稅引發了巨大爭議。李波說，該機制的出發點是擔心碳洩露，擔心其他國家碳定價不夠高，也可能擔心導致投資轉移，影響產業競爭力。碳邊境調節稅需要討論諸多細節，包括所涉及的行業和部門、對出口要不要進行碳稅返還、進口產品的碳計量等等。考慮到碳邊境調節稅可能帶來的諸多問題，不如考慮在全球設定碳定價下限。

他介紹稱，IMF建議，到2030年發達國家碳價下限達到75美元以上，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達到50美元以上，低收入國家達到25美元以上。對發達國家的下限要求更高，同時建議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建立技術轉讓和資金援助。

卡耐基氣候治理倡議執行主任帕斯佐特強調了國際合作的重要性。他就氣候公正問題說道，發達國家要儘早走向負排放，給其他國家留出更多時間。所有脫碳行動都需要大規模地利用現有的技術，並且擴大減碳技術的實施規模。

據中國金融學會綠色金融專業委員會預測，未來30年中國需要487萬億元的綠色低碳投資。清華團隊則預計，到2050年，綠色低碳投資將達到186萬億元，其中能源為130萬億元。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建議，應構建零碳金融體系，以實現海量的碳減排投融資規模，並推進當前龐大的金融存量資金向綠色低碳轉型。

為實現雙碳目標，中國構建了“1+N”政策體系。周小川認為，就目標任務如何分解到各部門或各地方，可以有兩種辦法：一種是過去的“大本子”式的計劃分解，一種是由碳價格引導的市場機制分解。計劃分解的方法論涉及數學問題，需要假設所用的就是最優化模型並已找出最優解，可能具有很多不確定性，包括未來的技術工藝都是不確定的。另外一種方法是用市場價格機制去分解，價格機制更簡單、結果也是更統一、更有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