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此文時，世界各國的代表正在哥本哈根商討全球變暖的對策。如果全球的領導人真的能夠取得實質性的成果，那大概會是人類歷史上用和平方式實現的最大規模的利益分配。是的，應對全球變暖，是一件“關天” 的大事，而這背後最大的癥結就是利益。

全球變暖，可以看成老天爺給人類開出的一張罰單，推動近現代經濟增長的便宜且容易利用的礦石燃料，被科學證明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氣候變化。目前的現實是，人類必須得為自己的排放埋單。就像原來倒垃圾不要錢，堆得多了，就必須得僱人清理一樣。至於抑制全球變暖所需要的成本，取決於人類下多大的決心遏制全球變暖——比如說究竟只是減緩變暖的速度還是要徹底逆轉變暖的趨勢。根據耶魯大學的諾德豪斯教授估算，該成本的現值可能會在幾萬億至幾十萬億美元之間。如果這個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那事情就變得相對簡單了，不管多大的成本，最終都要由這個國家來承擔。但問題是，這個世界上有很多的國家，國情歷史大不相同，這張巨額的罰單究竟如何在各國之間分配，就成了全球變暖問題的談判最核心的問題。所有國家，做出的任何減排承諾，最後都會有一張價格標籤，承諾的越多，價碼就越高。

事情還遠沒有這麼簡單。雖然對整個人類而言，遏制全球變暖會帶來額外的經濟成本。幾萬億甚至幾十萬億原來可以花在別處的錢，現在必須用來治理排放。但這同時也創造了一個幾萬億到幾十萬億的嶄新市場。對具體的國家而言，誰的排放成本最低，誰發明了最高效的替代能源，對誰來說就意味著實質性的機遇，中國尤其如此。

首先，中國的減排成本應該是排放大國中相對較低的。和發達國家的高排放已經成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不同，中國的高排放很大程度上還是來自工業化的進程，因此中國減排的彈性和空間要遠遠高於發達國家。即便沒有任何新的技術突破，通過從高排放工業向低排放工業轉型，通過採用已有的更先進更清潔的技術，中國都可能實現大幅度的減排而不妨害經濟增長。可以說，中國在這個幾十萬億的新市場上天生具有“比較優勢” 。如果中國在未來的全球減排條約中不承擔過度的義務，做得好了，中國並不是完全沒有希望成為一個“減排” 的淨出口國，換句話說，那些減排成本更高的國家付錢給中國購買減排的成果。

接下來就是在新能源領域的競爭。新能源不僅能夠降低自身減排的成本，那些佔領制高點的國家，還可以通過出口技術和產品來拉動經濟增長。中國的製造業早已具備了用最低的成本將技術變成產品的能力，在生產方面中國不懼怕世界上的任何國家。即便從新能源技術上說，中國也並不落後，在電池、 太陽能和電動汽車等領域，中國甚至還有一些自己的優勢。如果把價格和激勵機制理順，比如讓傳統的煤和電的價格更充分地反映真實成本，包括環境成本和安全成本，中國的新能源產業會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整件事情對美國而言則有著相當不同的意義。美國的減排成本恐怕是這個世界上最高的——開大車，住大房，住在遠離市中心的郊區，已經是大多數美國人的生活方式，這裡面沒有一件是節能的，也很難改變，特別是房子。而作為世界上無論用人均、 歷史累計或者總量衡量都數一數二的排放國，美國毫無疑問必須在任何有實質效力的國際減排條約中承擔最大份額的減排義務，這個義務應該不會少於總減排量的20％，也就是幾千億到幾萬億美元的額外成本。因此對美國而言，發展新能源，是一件沒有太多選擇的事情，否則未來的經濟增長很可能會受到沉重減排成本的拖累。和後發國家不同，美國沒有成本優勢，也沒有國家可以模仿，只有通過發明最好的技術，才可能在新能源領域具有競爭力，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可以在遏制全球變暖的問題上更高姿態一點。機遇都是一樣的，但我們面對的挑戰卻比美國要小多了。

但問題的關鍵是排放的權利如何劃定？在就全球變暖問題進行的辯論中，誰來減排其實並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說不需要由政客和政府來決定。由減排成本最低的國家或者行業進行減排，在任何一個運作良好的減排框架內——總量控制和交易也好，排碳稅也好——最終都會實現。這其實是科斯定理的一個自然延伸。不要覺得科斯定理是20世紀中期的理論就因此老掉了牙，在總量控制和交易方案的背後，是科斯他老人家的真知灼見：只要產權，更具體地講就是排放的權利，被清楚地定義了，市場就能夠找到最有效率的減排方式。

為什麼會這樣？這裡講一個我個人的故事。

我剛開始學經濟學的時候，做關於科斯定理的作業。題目是這樣的：一個宿舍住六個男生，其中有一個人抽很多煙，讓剩下五個人都吸二手煙。請運用利斯定理，緩解這個問題。

事實上，存在無窮多權利分配的方案，可以在

科斯定理的指引下，緩解這個問題。但有兩個極端的方案特別有趣。

方案一：定義在宿舍裡抽煙是每個人的權利，如果想讓一個人不抽煙，那可以通過補償這個人的方式實現。

方案二：定義宿舍裡的每個人都享有清潔空氣的權利，如果一個人想在屋裡抽煙，那也可以通過補償其他人的方式實現。

數學證明，這兩種方式最終都能取得讓那個抽煙的人少抽煙的效果。更嚴格的說，在滿足一定條件的情況下，可以實現完全相同的減排效果。但方案一意味著宿舍裡剩下的5個人必須出錢，讓抽煙的那個人少抽。而方案二則意味著，那個抽煙的人必須出錢才能抽煙，從而自然而然地減少抽煙。

兩種方案進行對比不難看出，從最終的減排結果看，這兩種權利分配方式並沒有太多不同。但從真正的利益分配上說，二者則有天壤之別。全球變暖問題上的利益分配，比這道作業題稍微複雜那麼一點點。

現在的情況是，那6個人中，有2個人（歐美）已經抽了一整天，現在總算消停一點，但問題是整個屋子已經被弄得烏煙瘴氣；然後第3個人（中國）突然開始大口猛吸一種劣質煙，把屋子搞得更加烏煙瘴氣；剩下的3個人（亞非拉）正在學抽煙，但還沒怎麼抽過。

從減排的角度說，最重要的目標恐怕是讓那個抽劣質煙的少抽一點，也就是中國需要控制排放。同上面的例子一樣，也有無窮多的權利分配方式可以實現這個結果。

一個方案是：定義所有國家都沒有繼續加強排放的權利，而且必須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20％，如果要增加排放，則必須從別的國家購買。這個方案當然會導致中國控制排放，因為如果中國多排放，就要花高昂的代價從別的國家購買。但從利益分配的角度說，中國會是輸家，亞非拉也會是輸家，而歐美則會是相對的贏家。畢竟，增量的排放已經主要來自於中國和亞非拉，歐美的排放已經很穩定，並開始減少。這樣一個方案，等於讓正在發展的中國和亞非拉出錢購買更多排放的權利。

還有一個方案是；定義每個地球人都享受一樣的排放權利。這個權利就是，比如說，1990年全球人均排放量的80％。當然，仍然可以通過花錢的方式購買配額。這個方式一樣可以實現讓中國控制排放，因為不少國家會發現，在中國關閉一個高排放企業的成本要比在發達國家關閉一個已經很環保的企業成本要低得多。他們很可能會願意出錢從中國買排放權利，而中國則進行投資，關閉高排放的企業從而相應減排。這個方案的最大受益者會是亞非拉，因為那些國家的人均排放量要遠低於1990年全球的人均排放量，他們有大量的排碳權可以出售，而歐美則會是最大的輸家，他們的人均排放量比1990年全球的人均排放量要高出很多。

再有一個方案就是：不看增量，而是看累計量。我們確定到2050年，地球能夠容忍的溫室氣體的總量，然後把這個總量按照國家的大小，比如說人口數，分配到各個國家頭上。如果你累計的排放量已經超過了這個份額。那就不光是減排的問題了，而是要把自己過去排放的給吸回去，否則就必須出錢從其他國家購買份額，如果你沒有達到這個份額，那就還可以繼續排放，或者把份額賣給那些需要的國家。這個方案很明顯地會讓歐美成為更大的輸家，因為他們累計排放得更多，而中國和亞非拉顯然會得益。

這裡只是幾個例子。你可以設想無窮多的分配方式，如果執行起來，一樣都能實現減排。而且最終實現的減排中，一定有很大一部分是通過中國實現的，畢竟中國是最大的排放國，也是最有彈性實現減排的國家。但這裡面的利益分配卻是截然不同的，這才是關鍵。

在減排面前，地球人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在利益面前，每個國家都是自利的，否則就不用談判了，大家各自使勁減自己的排放不就行。

來源：《一沙一世界：郭凱經濟學札記》郭凱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