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全球溫度上升導致氣候變化事件增加——海平面上升、極端天氣頻發、農業和生態系統受損、人類健康遭受威脅等等。

  即便每一次事件都帶來了不小的經濟損失，但各國在製定溫室氣體減排目標時，也不免擔憂——承諾的減排量越大，需要付出的成本就越多。氣候變化畢竟是全球性的事物，怎麼能僅以自己國家經濟發展為代價呢？

  4月14日，《自然—通訊》上線的一項研究表明，如果各國不完成當前的國家自主減排貢獻（以下簡稱NDC）目標，帶來的經濟損失將遠超為減排付出的成本。到2100年，與實現全球溫控目標相比，全球總損失可能達到150萬億~792萬億美元。

  這項由北京理工大學能源與環境政策研究中心教授魏一鳴、餘碧瑩、梁巧梅課題組等團隊完成的研究，介紹了一項旨在實現2℃和1.5℃溫控目標的最佳全球合作減排策略。此策略有望帶來累計約127萬億~616萬億美元的經濟效益。

  難題：如何自發減排？

  2015年的《巴黎協定》明確提出將全球溫升控制在不超過工業化前2℃這一長期目標，並將1.5℃確立為應對氣候變化的長期努力方向。同時，還提出了一個動態評估機制，即各國應根據自己的能力逐期加大減排力度。自協定簽署後，有170多個締約方提交了NDC。遺憾的是，研究表明，根據各國現有的NDC，很難實現全球的溫控目標。

  不少國家出於短期經濟發展的考慮，可能會拒絕加強短期內的減排力度，但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風險日益加劇。在這樣的背景下，魏一鳴團隊思考，“如何才能讓各個國家自發進行更大力度的減排呢？”

  “經濟發展和減排目標看似是矛盾的，但其實是一個閉環上的兩個系統。社會經濟活動產生溫室氣體，引起自然系統變化，進而又可能給社會經濟帶來損失。因此，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民眾，都要採取措施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改善溫升和自然環境，避免損失發生。”該研究的通訊作者之一、北京理工大學管理與經濟學院教授餘碧瑩告訴《中國科學報》 。

  因此，學者們致力於探索和完善氣候變化評估模型，以實現自然環境和社會經濟的平衡。

  模型：平衡自然環境和社會經濟

  2016年，魏一鳴團隊與國家氣候中心、國家信息中心、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等機構的人員合作，承擔了國家重點研發計劃的科研任務，開發了“中國氣候變化綜合評估模型（C3IAM） ”，實現了地球系統模式與社會經濟系統的雙向耦合，在復雜動態系統未來可能發展的狀態下評估氣候政策的影響。

  此次的研究，正是基於C3IAM所進行的。

  餘碧瑩介紹，在模型中，綜合考慮了各個國家的經濟發展、投資水平、消費水平，不同的低碳技術及技術採用程度等對經濟成本及排放量產生的影響，再進一步量化這些影響對自然系統和社會經濟系統造成的損失，最終實現二者的雙向耦合。

  盤點：氣候變化的“經濟賬”

  基於C3IAM中的子模塊及全球多區域經濟最優增長模型，研究人員對全球12個區域、134個締約方提交的NDC方案進行了分析，發現大部分國家的NDC是缺乏雄心的，這和目前研究的主流觀點一致。

  研究還表明，到2030年，全球需在現有NDC的基礎上，進一步減少190億~290億噸CO2當量（即把所有溫室氣體換算為CO2後對應的值）排放，才能實現2℃的溫控目標，需進一步減少280億~300億噸的CO2當量，才能實現1.5℃的溫控目標。

  “所有國家都要加大減排力度。平均而言，中國要在現有NDC的基礎上再減少65%左右的碳排放量，日本、美國、俄羅斯、歐盟的這一數字分別為101%、 93%、85%、72%。同時，這些大國和地區要在本世紀中葉前實現淨零排放，才有可能實現1.5℃的長期溫控目標。”餘碧瑩說。

  她表示，實現淨零排放是完全有可能的，技術手段包括可再生能源、碳捕集與封存（CCS）、生物質CCS、能源互聯網等，市場手段有碳稅和碳交易等。

  如果各個國家都能按照這樣的減排策略實施，全球將於2065~2070年間實現扭虧為盈。而到本世紀末，所有國家和地區都會獲得收益，其收益佔該國2100年GDP的0.46%~5.24%。

  收益：遠超成本，何樂不為？

  餘碧瑩說，“我們相當於把氣候變化的'經濟賬'擺在了檯面上，各個國家能夠明確看出不積極減排或力度不足會面臨的損失，而如果加大力度，實現溫控目標，又能夠獲得多大收益。這樣，各國或許會拿出更理性的減排方案，從而提高它們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性，更好地推動全球氣候治理進程。”

  “此次的研究初步給出了各個國家的目標，但目標的實現還需要各國認識到全球變暖的嚴重性，並在低碳技術方面取得突破。需要發達國家為相對脆弱的欠發達國家和地區提供財政和技術支持。”魏一鳴告訴《中國科學報》。

  他說，“我們將繼續基於C3IAM模型對各個國家的實現手段和應對措施進行深入研究，希望具體到鋼鐵、電力等各個行業，甚至更細化到技術層面。”
來源：中國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