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比利時布魯塞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出席應對氣候變化一攬子計劃提案發布會。縱觀歐盟應對氣候變化一攬子提案，其中最具爭議也最具經濟影響力的就是建立碳邊境調節機制，即所謂的碳關稅。根據這一機制，歐盟將對從碳排放限制寬鬆的國家和地區進口的鋼鐵、水泥、鋁製品、石化、化工、造紙、玻璃和化肥等商品徵收碳排放關稅。這無疑將對多國貿易及全球氣候治理產生深遠而現實的影響。
兩天后，中國亦現里程碑式事件。
7月16日，中國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正式啟動上線交易。在啟動儀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北京主會場出席儀式並宣布全國碳市場上線交易正式啟動。
7月19日，美國民主黨公佈了一項名為《2021年公平轉型和競爭法案》立法草案，主張對進口的碳密集型商品徵碳關稅。草案建議，美國碳關稅方案應當不晚於2024年1月1日起執行。該立法草案由參議員克里斯·庫恩斯和眾議員斯科特·皮特斯領銜提出，庫恩斯和皮特斯表示，美國需要採取這些措施來保持其全球競爭力。這項立法將承認美國公司因與排放相關的法律法規而在生產清潔產品方面承擔的成本，並通過對碳密集型貿易相關行業的進口產品徵收費用來體現這些成本。立法者在聲明中表示，邊境碳調整制度是一種貿易工具，通過在碳密集型產品到達邊境時對其徵收費用，為美國本土生產商提供公平的競爭環境。該草案的推出，進一步印證了美國逐步接受併計劃實施碳關稅的未來趨勢。在2017-2018年度，美國國內還沒有支持碳關稅的討論。但隨著歐盟碳關稅方案的出台，美國亦開始展現其態度的轉變。美國氣候特使克里表示，已與法國、荷蘭和歐盟委員會保持磋商，評估碳關稅的效果。從政策取向角度看，美國國會極有可能出於貿易保護主義目的通過碳關稅法案。
從時間上看，或許這只是一個偶然；但是，如果我們站在一個更高的層次思考，就不難得出結論，三者之間蘊涵著歷史的必然。
儘管還有一些中國專家對歐美碳關稅能否如期啟動還抱有質疑態度，但是以鄙人的觀察與思考，這應該是一個大概率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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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盟內部，碳關稅被譽為馮德萊恩綠色新政成功與否的關鍵。2019年12月1日，前德國國防部長馮德萊恩女士走馬上任歐盟委員會主席伊始，便推出了歐洲綠色協議，聚焦綠色數字化轉型發展，現實是，無論數字化轉型亦或綠色化轉型，歸根結底都需要巨大的資金投入，這筆預算據說是7500億歐元。
歐盟不是美國，美聯儲可以開動印鈔機，通過貨幣增發讓全世界人民埋單；歐盟的優勢在於超前的發展理念與政策制定的強大執行力，此前《通用數據保護規則》已經讓全球數字經濟巨頭嚐到了厲害。
追踪碳關稅的發展足跡，我們就會明白，歐盟這次是鐵了心，勢在必行非干不可。
自2020年1月起，碳關稅進入歐盟立法快車道；同年3月至10月，歐委會走完了行業、公眾諮詢程序。
今年3月，歐洲議會通過了碳關稅決議——《邁向與WTO兼容的歐盟碳邊境調節機制》。
今年6月底，歐盟《氣候變化法》通過立法程序，正式將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承諾轉變為強制性的法律約束，碳關稅合法落地。
按照既定計劃，歐盟碳關稅機制，最遲於2023年1月1日正式啟動。
按照《2021年公平轉型和競爭法案》的建議，美國碳關稅方案將不晚於2024年1月1日起執行，這無疑是美國苦心竭力遏制中國崛起的又一抓手。
現實是——今年2月17日，《人民日報》鄭重宣布，中國2020年成為歐盟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向歐盟出口商品額達2025億歐元；據中國關進出口統計數據顯示，2020年，美國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對美國出口商品額達4518億美元。
假如歐美對2025億歐元、4518億美元貨值的中國商品開徵碳關稅，我們中國企業要繳多少真金白銀？
我們不妨以2018年的中歐貿易為例：當年，中國向歐盟出口商品額達到1841億歐元，基於歐盟統計局數據，中國2018年出口商品隱含碳排放15.3億噸，其中出口歐盟商品隱含碳排放2.7億噸。
據悉，歐盟內部已統一口徑——碳關稅的定價必須動態反映歐洲碳市場定價，並與該市場交易當天的碳價保持一致。這會是個什麼概念呢？在歐洲碳市場第一階段期間，碳價基本穩定在10歐元/噸；自2008年進入第二階段後，碳價波動較大，據歐洲碳市場數據顯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最近一年碳價震盪劇烈，曾一度回落至16.5歐元/噸，但隨著全球碳中和潮流大勢所趨，近來又急速攀升至逾50歐元/噸。
2018年，中國向歐盟出口商品隱含碳排放2.7億噸，以50歐元/噸算，那就是真金白銀的135億歐元。
2018年，中國對全球各國出口商品隱含碳排放15.3億噸，假如未來碳關稅成為世界通行標準，我們每年繳納的碳關稅總額無疑將是一個天文數字。。。
1957年11月16日至19日，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在莫斯科召開，毛澤東同志親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出席。11月18日，毛主席在大會即席發言時，留下了一段擲地有聲堪稱經典的精彩論斷：
現在我感覺到國際形勢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世界上現在有兩股風：東風，西風。中國有句成語：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
為了同敵人作鬥爭，我們在一個長時間內形成了一個概念，就是說，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也就是說在整體上我們一定要藐視它，在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上我們一定要重視它，如果不是在整體上藐視敵人，我們就要犯機會主義的錯誤。馬克思、思格斯只有兩個人，那時他們就說全世界資本主義要被打倒。但是在具體問題上，在一個一個敵人的問題上，如果我們不重視它，我們就要犯冒險主義的錯誤。
毛主席講得好——戰略上蔑視之，戰術上重視之。
歷史證明，在黨中央國務院英明領導之下，中國人民在困難面前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偉大勝利，面對山雨欲來的歐美碳關稅，我們也一定會取得最終勝利。
但是，在具體戰術上，我們一定要重視它，否則，我們就會犯冒險主義的錯誤。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對外經貿工具箱中業已積累了豐富多彩的常規武器，如今，面對零碳新時代，面對歐美針對我國碳排放核算的精準制導，我們需要一套抓住牛鼻子的新裝備——國際社會廣泛認可的碳排放核算基礎數據庫，而要達成這個不小的目標，我國現有的碳排放核算體係就亟待完善升級。
竊以為，當前有三個問題值得高層迫切關注：
第一個問題——我國碳核算數據庫的權威性問題。
二十世紀70年代以來，西方陣營就率先開展了對全球溫室氣體排放濃度和各國碳排放清單的研究工作。包括國際能源署、歐盟委員會聯合研究中心、美國能源信息署、美國橡樹嶺國家實驗室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世界銀行、世界資源研究所和英國石油等在內的七家發達國家研究機構業已形成覆蓋世界絕大部分國家的各類碳排放核算數據，並被各類研究機構廣泛採納及應用，基本上已經成為國際社會公認的權威數據庫。七家機構每年發布的全球各國碳排放數據已經成為全球氣候變化談判與博弈的重要參考。值得注意的是，日、美還分別於2009年、2014年成功發射了全球碳排放監測衛星，無疑又大大增加了西方發達國家在國際談判桌上的話語權。
這是一個歷史事實。
無疑，1949年10月1日方才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碳核算領域的後來者。依據《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提出的“共同但有區別責任”原則，我國作為非附件Ⅰ締約國，可按照自願原則選擇可參考的清單指南進行核算，且不需要每年提交碳排放核算清單。作為負責任大國，我國不斷自我完善碳排放核算體系，於2004年、2012年、2019年分別向聯合國提交《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初始國家信息通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第二次國家信息通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第三次國家信息通報》，而且還於2017年、2019年完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第一次兩年更新報告》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第二次兩年更新報告》。
遺憾的是，由於缺乏歷史連續性，我國官方碳排放核算清單難以就我國碳排放趨勢拐點做出準確判斷，也無法準確測算我國歷史累計碳排放量、人均累計碳排放量，這對在應對氣候變化國際談判中用好公平原則為我國爭取碳排放空間十分不利。
當前，我國省級層面雖在“十二五”時期陸續建立了符合各自省情的碳排放核算方法體系，但除了曾服務於“十三五”規劃的碳強度目標設定外，各地普遍沒有規範化的定期運行與完善製度，也沒有建立檢驗是否與國家官方數據保持一致的機制，無法有效驗證和支持國家層面的核算結果。
雪上加霜的是，作為我國科技領域最高學術機構——中國科學院——其中國碳排放核算報告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國家信息通報》之間竟然存在12%-19%的統計結果差異，顯著超出國際通常的±5%誤差範圍，由此引起的巨大爭議亦反映出我國國家碳排放核算結果的權威性亟待提升。
第二個問題
這個問題與前述第一個問題息息相關，因為我國官方碳核算數據庫不夠權威，且當前我國國家碳排放核算方法體系沒有用於年度核算，這導致歐美七大機構使用簡化方法連續核算的我國碳排放年度結果反而成為國際社會廣泛引用的權威數據，無形中又削弱了我國的話語權。
縱觀歐美七大機構針對我國碳排放的歷史核算結果，我們不難發現，這些所謂權威機構對我國碳排放量普遍存在著高估——如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氣候變化國家信息通報》相比，22年次中就有19年次高估，最高差值達7%；如果與中國科學院數據對比，普遍高估10%-20%。
在不久的將來，面對歐美蓄勢待發的碳關稅，如果屆時我們沒有一套拿得出手、鎮得住場的權威基礎數據庫，在談判桌上無異於任人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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