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十年，氣候變化在全球範圍內造成了規模空前的影響，能源低碳發展關乎人類未來。根據《京都議定書》的要求，以“碳排放權”作為資產標的進行交易的碳市場，成為各國低碳轉型的主要工具之一。中國碳市場的建設謀定而後動，從技術引入、城市試點到全面上線，持續行在最優路線上助力經濟低碳轉型。

2001年，中國發改委批准了第1個CDM項目——北京安定填埋氣收集利用項目，中國參與全球碳市場行動至此拉開序幕。截至目前，全國共計註冊3764個CDM項目，其中1606個項目獲簽發，總簽發11億多噸。2013年CDM中國項目雖被按下了暫停鍵，但我國碳交易市場建設已在籌謀之中。

2012年，CCER國家核證自願減排量項目開始啟動，2013年起，中國碳排放權交易試點工作正式展開，2021年，全國碳交易市場正式上線……

十年磨一劍。從對標國際碳市場規則，到開啟試點碳市場，中國碳市場經歷了哪些跌宕起伏的自我建設過程？對中國企業可持續發展，又有哪些啟示？南方周末企業社會責任中心為此專訪了國內首批參與國際碳市場交易的專家唐偉珉，他現任世界自然基金會氣候能源高級經理，曾作為項目經理開發了中國首個CDM項目，之後在國內外氣候變化和碳交易領域耕耘至今，主持投資開發的CDM項目涵蓋新能源、能源效率、化工、煤炭等行業，合同金額超過4億歐元，年交易CO2氣體減排量1400萬噸。

全球變暖是“空氣買賣”的噱頭？

南方周末：2001年，你參加北京安定填埋氣收集利用項目時，遇到的挑戰有哪些？

唐偉珉：CDM，是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的縮寫，中文叫做清潔發展機制，是《京都議定書》中引入的三種靈活履約機制之一：發達國家需要採取切實的措施去減排，允許提供資金和技術的方式在發展中國家去開展特定的減排項目，所產生的減排量可以被發達國家拿去用來抵消其排放的義務。當時我在一家美資背景的投資公司，主持開發了最早的一批CDM項目。依據當時國際通行的政策預測，企業或機構通過避免碳排放的發生而獲得的相應的碳信用（carbon credit）可在國際市場上出售。當時《京都議定書》雖獲得通過但還未生效，規則並未完全清晰。我們選擇了計量相對簡單的“垃圾填埋氣收集利用”直接減排項目，使用收集裝置把垃圾填埋場產生的甲烷氣體收集起來進行利用，開發對應的CDM相關文件並通過第三方認證及聯合國備案、簽發獲得最終的減排量，最後在國際市場上進行交易。交易後產生的收益，投資公司和垃圾填埋廠業主進行一定比例的分享。當時遇到的主要挑戰一是規則不清晰：CDM項目的具體規則、各種減排項目的方法學、額外性論證工具都沒有，就是憑藉對《京都議定書》中靈活交易機制的信任堅持了下來；二是企業對CDM項目缺乏理解：大部分企業從來沒有聽說過CDM項目，擔心我們是打著國際旗號的騙子, 但最終還是很多企業相信了我們。

南方周末：清潔發展機制（CDM）項目最終是如何獲得企業認可的？

唐偉珉：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減排的項目，需要提供項目設計文件（PDD）由第三方認證機構進行審定，在取得東道國的批准後提交到聯合國去進行備案。項目業主根據項目設計文件的要求和《監測計劃》對各種減排參數進行監測記錄並形成監測報告，經過第三方核證後提交到聯合國清潔發展機制執行理事會（EB），獲批後的碳減排量就可以在碳市場上進行交易。在實施CDM項目的過程中，企業在簽訂了減排量購買協議之後，所有的CDM項目文件設計、國內審批流程、第三方審核認證、國際備案和減排量的簽發等環節的服務和費用，都由對方負責，企業承擔的風險相對較小，所以大部分業主逐漸接受了CDM項目。

南方周末：應對全球變暖，CDM項目的價值是什麼？在項目運營和交易過程中，有哪些問題需要注意？

唐偉珉：發達國家境內減排成本相對比較高，CDM項目賦予了發達國家開展更低成本減排的路徑。同時，CDM項目也給發展中國家開展減排行動提供了額外的資金和技術，推動發展中國家的減排行動。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一起合作進行減排，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基礎上，共同應對氣候變化。CDM項目開展過程中，不單要關注項目減排過程的高質量進行，即是否按照備案的項目設計進行，還要關注項目在可持續發展方面的貢獻，如項目是否引入了額外的綠色投資和低碳技術，如何有效促進所在國家的可持續發展。另外項目是通過買賣雙方合作來實施的，且實施過程有一定的周期，國際市場的碳價在整個過程中也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需要關注減排量購買協議（ERPA）中固定價格的守信履約。

CDM中國項目按下暫停鍵，主動還是被動？

南方周末：2012年之後，CDM項目突然沒有了聲音，當時發生了什麼事情？

唐偉珉：《京東議定書》第一承諾期於2012年結束，後續的全球談判並沒有達成一致意見，CDM項目失去了共同的法律基礎。而繼續運作的歐盟碳市場（EU-ETS）僅接受來自於“最不發達國家”的CDM項目所產生的減排量，不再接受來自包括中國、印度等國家的項目。因為沒有了最大的買方市場，2013年之後中國參與到國際碳市場交易裡的CDM項目就迅速減少了。

南方周末：CDM項目區域性的暫停，對中國的低碳發展有什麼影響？

唐偉珉：從碳市場發展的角度，國際社會在資金、技術和人才等方面對我國的低碳事業發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動作用。不完全統計，CDM項目在中國的開展期間大約帶來了超過1000億元的資金。當時在歐盟資助的各種培訓會議上，能夠看到很多活躍的買方和研究機構進行交流，這為國內碳市場的建立積累了豐富的經驗。CDM項目在中國的退出，從某種程度上加快了國內碳市場建立的腳步。CCER機制能夠迅速推出，也是基於多年來對國際碳市場運作規則的了解和掌握。

南方周末：2012年之後，CCER國家核證自願減排機制開始啟動，CCER與CDM有哪些區別和聯繫？

唐偉珉：國內CCER碳市場的建立，很大程度上借鑒了CDM的機制和方法學，兩者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所應用的市場。CDM是國際化的靈活履約機制，把在發展中國家產生的自願減排量拿到國際碳市場銷售，用於發達國家的碳抵消和履約。CCER設計的初衷，是用於中國自身碳市場的抵消和履約，在市場架構方面針對國內情況做了一些調整和創新性設計。從2013年開始，國內的七個地區開始先後進行試點碳市場的建設和交易。

南方周末：2017年，CCER暫停新項目的備案和簽發，當時的背景是什麼？你怎麼看待CCER未來發展？

唐偉珉：2012年我國開始逐步建立CCER的流程，隨後開始對各種新能源和節能減排等項目進行審批。相對於國際規則，早期的國家核證自願減排量的規則相對寬鬆，CCER項目呈現放量增長。兩年後，CCER項目開始在北京、上海幾個試點的碳市場交易，為了避免對規模較小的試點碳市場造成衝擊，用做抵消的項目在類別、開工年份、來源區域、抵消比例等方面都進行了各種嚴格限制。即便如此，仍有越來越多的項目被備案和簽發出來，造成了整個碳市場上CCER項目供大於求的現象。鑑於此，CCER新項目的備案和簽發在2017年被按下暫停鍵，而市場上仍有數千萬噸已經簽發的項目在流通。CCER對於建設健康有活力的碳市場非常重要，近年來許多專家學者和從業人員都在呼籲儘早重啟CCER，目的也是為了建立健全多層次的碳市場節能減排激勵機制。截至2021年年底，我國現有的9個交易機構累計交易4.43億噸國家核證自願減排量，金額超過40億元，單價只有10元/噸。相比全國碳市場配額價格約為50元/噸，中國註冊CDM項目產生的減排量價格為100元/噸，我國自願碳交易市場仍有非常大的發展空間。

碳市場與激勵機制需協同施策

南方周末：我國碳交易市場對低碳轉型有哪些影響？

唐偉珉：2021年7月16日全國碳市場正式啟動了線上交易，納入發電行業重點排放單位2162家，覆蓋約每年45億噸二氧化碳排放量，成為全球最大的配額碳市場。目前全國碳市場交易量還較小，交易價格和目前國際市場相比也較低，但比較符合當前中國碳市場的發展階段。全國碳市場雖然推出才兩年，對低碳轉型的推進卻有明顯的效果。在我之前工作過的碳資產公司所服務的電力企業中，已經有相當比例的電廠，尤其是集團企業的自備電廠或者中小規模的電力企業，在當前的配額分配機制下，面臨配額短缺或者富餘配額逐漸縮減的困境時，選擇了關停。

南方周末：配額碳和自願減排項目，如何共促低碳發展？

唐偉珉：碳交易市場是雙碳戰略實現的一類政策工具，碳市場重點在於調動市場力量實現雙碳目標。碳市場包括電力、鋼鐵、水泥等八個重點高排放行業的強制碳配額市場，和包含風電、光伏、生物質等項目類型的自願減排市場兩個層面。碳配額市場給高排放企業帶來壓力和動力去進行減排，而自願減排市場給新能源項目帶來更多激勵。高排放企業因使用能源而產生的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造成全球氣候變暖，企業需為之付費。配額交易可以促進高排放行業減排，根據一定的規則給高排放企業分配定量的碳配額，相當於每年排放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的排放許可。實際的排放大於配額，納入企業就需要在碳市場去購買額外的配額或允許抵消的減排量用於履約；實際排放少於配額，多餘下來的配額就可以在市場上去交易。在自願減排市場，企業沒有強制的減排義務，自願向不同標準的機構去申報減排項目和減排量。強制碳市場與自願減排市場相輔相成，共同促進減碳目標的實現。

南方周末：碳交易市場與碳稅、節能補貼等政策，對於實現雙碳目標的影響有何不同？

唐偉珉：碳市場通過量化、市場化的手段，推進企業的低碳轉型。碳稅、節能補貼則屬於財政或者行政手段，執行起來比較簡單、實用。但在執行過程中也會有不高效、不透明、不市場化的地方；同時碳稅政策實施之後的減排效果也存在一定不確定性。除了碳市場、節能補貼等政策，國家也在探索其他減排的約束和激勵機制。2017年國家大力推動可再生能源項目的發展，出台包括綠電、綠證等激勵政策。根據企業可再生能源的發電量頒發可以在市場上進行交易的綠證，並推出綠電配額制，鼓勵生產企業去採購綠電。各種方案協同施策，共同助力雙碳目標的實現。

從區域到全球，碳市場建設任重道遠

南方周末：全球碳市場有哪些里程碑事件？如何理解《京都議定書》《巴黎協定》的意義？

唐偉珉：《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1992年）、《京都議定書》（1997年）、“巴厘路線圖”（2007年）、《哥本哈根協議》（2009 年）、巴黎協定（2015 年）等國際性公約和文件，推動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進程不斷加快。《京都議定書》的達成是全球碳市場最大的里程碑，它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的第一份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文件，也是人類歷史上首次以法規的形式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文件。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讓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努力參與到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共同行動，《京都議定書》僅約定了2012年之前的全球各國的減排義務。2015年簽訂的《巴黎協定》，成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下繼《京都議定書》後第二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定，提出了長期目標即將全球溫升幅度控制在2℃範圍內，為1.5℃目標而努力，同時在本世紀下半葉實現淨零排放。比較遺憾的是，由於經濟危機、政治等因素，《巴黎協定》並沒有達成有足夠雄心的重大目標。在全球目前經濟下行、各國之間紛爭不斷的情況下，氣候目標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提升。2020年，中國首次提出了：中國將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作為全球最大碳排放國，中國雙碳目標的設定，可以說是全球碳市場的一個里程碑。“雙碳”目標不但展現出了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雄心，也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行動增加了動力。

南方周末：全球碳交易市場是否存在交易壁壘？中國碳交易市場如何應對全球挑戰？

唐偉珉：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開始越來越多的關注碳關稅問題。堅信氣候變化的國家會大刀闊斧的實行碳市場推動減排，給企業施壓去減排。企業承受了較多的壓力，背負了較高的成本；那些沒有實行減排努力、沒有付出更多的環境成本的國家，就對前者造成了“不公平”的競爭。碳關稅就是用以非貿易壁壘的形式來平衡這種“不公平”競爭。比如，2021年歐洲議會正式通過的“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議案，2023年3月已經開始第一階段的實施。我國碳市場尚處於初級階段，歐盟碳關稅對大宗產品包括鋼鐵、電力等產品以及下游的生產製品都會造成比較大的影響。碳關稅等政策的推出對全球碳市場形成一種倒逼力量，促使我國加快碳市場的發展。

南方周末：中國經濟社會進入穩中求進、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接下來中國碳交易市場有哪些問題需要注意？對此，你的建議？

唐偉珉：全國碳交易市場剛剛起步，碳市場的基礎還比較薄弱，碳配額的分配製度、交易活躍度、數據質量、第三方核證機構人才和能力的建設等還存在一些問題。碳市場的進一步完善，可以關注以下方面：一是建立更為多元的碳市場，逐步把更多的行業納入進碳市場，帶動更多的企業開展更有效的減排行動。二是探索更為市場化的碳配額分配機制，如一定比例的配額採取拍賣的形式，而不是完全免費發放。三是允許更多機構力量進入碳市場交易。專業化的交易機構進入碳市場進行交易，可以很大程度推動碳市場的活躍程度。四是注重專業人才的培養，碳市場的建設，如數據核查、交易諮詢、項目核算、行業自律等都需要專業的支持。五是建立健全透明和開放的市場規則，充分吸取國際和國內試點碳市場的一些經驗，透明公開項目備案簽發的全部進程及相關資料，允許相關方閱覽和評論，可以有效的提升和確保項目質量。

南方周末：你認為未來5到10年，全球碳交易市場會有哪些趨勢？

唐偉珉：從全球範圍來看，對抗氣候變化的行動總體來說做的還不夠，未來十年極端氣候現象會越來越頻繁。大眾對極端氣候的認識會越來越深刻，對高碳產品會越來越厭惡和排斥，高碳生產企業壓力會越來越大。未來全球的碳市場政策會趨於嚴格，全球碳價格會水漲船高，對各種低碳技術的投資會不斷加大，帶動各種突破性的低碳技術的湧現。未來對抗全球氣候變暖，最終的希望更在於技術的突破。

來源：南方周末研究員閆靜